（摘自肯尼斯·怀特《信天翁高原》， 1994年）
对一个头脑清醒、懂得判断可能与不可能的人来说，能令他感到满意的人类历史时代很少；能令他喜悦的，则更是少之又少。而倘若他生活在我们的时代，二十世纪末，他对这个时代的总体感觉，就会只是虚无。这种虚无充满着喧哗与骚动、道德的教训、社会学统计、一堆假文化、甜腻粘稠的感情。而这一切的底子，就是存在本身的厌倦无聊。
这种状态也许是两个文明阶段交接处的空白。也许只是一个磨损的空间，前面是一个空白，后面是一个更空白的空白。我们刚刚摆脱了各种主义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，还有人类科学所创立的许多拘囿。然而，这种摆脱只是使我们落入一家沙漠大车店，在这店里一切似乎都是如此简单明了。
我们已走到高速公路——西方的“行动之路”——的尽头。
在踏入更复杂的路途之前，在试图打开另外一个更加生猛的空间之前，我想为西方的这条高速公路，勾画出一个简要的示意图。这个示意图只有一个目的：走出日常的喧嚣，置身于一些更为久远的考察背景。我们且来一步步地进行吧。
西方话语的基础，是由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奠定的。他们一个是最有代表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玄学大师，另一个是体系与分类的发明者。西方人或者是唯心主义者，或者什么都不是。而他忍受不了什么都不是。他总是会赶到谵妄的唯心主义与破坏的虚无主义之间，游走不定。每建构一种知识，他都必要先进行区别、分类、排列。没有人会否定区别和分类的用处。然而时间一久，它们就会显得削足适履，因为现实总是在超越它们。这就是现今的情况。亚里斯多德的系统分类学应该被修正。说到底，任何对现实进行分类的尝试，都有一时兴，一时亡。因为每个新时代都会带来一系列新经历，产生一系列新知识。总有一刻，它们再也不能归化于既存的旧框架。到那时，原有的各种方案就不灵了，而这将造成人类智慧的锁闭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应该超越亚里士多德的系统，创造出新的框架，为知识与文化设想新的空间。
然而我们不要被乱树叶子障了眼睛。让我们依靠几个主要的坐标，先对森林做一番整体的考察：我们得再回头来读读历史。
奠基性的话语来自希腊，后来又移植上了一个宗教的话语（信仰千年王国说和各种道德训诫），也就是基督教。到了中世纪，上帝代替了柏拉图的理念，成为核心观念。（原本，上帝是一种宇宙创造行为，而不是理念。然而，哲学却进来加了它的一笔，把上帝理念化了）。将人类救拔出洞穴的黑暗、领向理念世界的光明的，本来是辩证法，现在它被“创造者／被创造者”的范式取而代之。万事万物都被纳入一种等级森然却又具有超越性的次序，排成一列。地球被视为眼泪之谷、人必须在此经过考验，才能获得永生，而永生总是在死后、在别处才会发生。
文艺复兴时期，人们重新发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，而古代神话也借此复兴。源自古代神话的神圣修辞，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充斥着西方诗歌。这些神话（泉水仙女、林中树精）虽然来源古老，在当时却传达出关于地球的一种新观念，并邀请人们重新与大地发生一种惶惑不安的接触。航海大发现时代，新的空间的出现，为这种新观念提供了养料。这是一些享受和投射的空间。面对“新大陆”，人们正是把基督教的信念（那许多以圣人名字命名的岛屿）和古典时期的概念 （黄金时代、阿卡迪亚），投射于其上。然而，欧洲人实地到了新大陆，却遇到种种怪异、一个新的自然，它无法被纳入任何既定的科学分类，也不能归化到任何政治框架。欧洲人就只能忽略它、破坏它 、调整它、 让它改头换面。但是这个“新物质” 仍在那里，要人思考它。以我之见，它始终没有被思考，它甚至不是所谓现代性所能思考的问题。
对我来说，现代性起自笛卡尔，更确切地说是起自笛卡尔主义。现代性的模式，已不再是中世纪的“创造者对被创造者”，而是 “主体对客体”。 现代人的目标很明确：成为自然的拥有者和主宰。笛卡尔所确立的主体，不是希腊的公民，或原始部落的成员。随着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发展，新的主体观念越来越坚强，越来越肯定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主体越来越被主观化，越来越局限于自身，困守于它自己的精神影片中，最后躺到心理分析家的沙发上。而同时，客体也被越来越被客观化。随之而来的是人和大地的全面隔离。大地现在只是作为一种有用的物质，被人看待和开采。现代人看不到森林，他们只看到一堆未来的木板。他对“用”的狭隘理解，使他不仅错过了大自然慷慨地供给他的很多财富，而且到了最后，还会把自己正坐于其上的这块木板，也一并锯掉。如今（现代性的末日？），人所达成的这种现代生活，对他的内心是一种完全的戕害，它的氛围枯燥无味，甚至带有恶梦的气息。
从十八世纪末开始，随着浪漫主义的诞生，反对和抗议之声——也许它们十分主观——已不时响起。主体意识到它被剥夺了一切。由此，它试图与自然重新团聚，它的尝试充满感情，又神秘兮兮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人们想起这些尝试，只会记得它们最肤浅、甚至最讽刺的方面，比如过度的感伤，无头无脑地陷入疯狂，自杀，或者为了保全自己，把自己封锁于对中世纪的联翩遐想中。
我觉得，人们这样回顾浪漫主义者时，忽略了太多其他的方面，比如他们曾力图发明新科学（生物物理学、生物心理物理学），或寻找新的表达方式（如诺瓦利斯），以此走出各门科学各自为营的局限。这些探索大都归于失败，浪漫主义留下的，是一块肥沃的土地，惜其开垦未精。然而，探索和破灭毕竟发生了，有时伟大的失败比渺小的成功更有意义。
后来黑格尔出现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分水岭。黑格尔是最后一个丰碑式的哲学家。黑格尔重新整合了西方哲学。他认为，“理念”不在天上，不在穴洞之外，它就在“历史”之中，而“理性”总是与时俱动。因而，今日之人，就不应再念诗，而是去看报；精神的最高功能，就不应再是艺术，而是将各种事件概念化的能力。“进步”一词，带着它崇高的含义，由此诞生了。历史有了方向。根据意识形态的不同，它或者走向一个超级国家 （普鲁士的计划） 或者走向大部份人的福祉 （自由主义的计划），或者走向消灭国家机器的国家机器 （马克思主义的计划）。进步作为一种主义，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一大部份二十世纪，深深打下了它的印记。只是到了最近，才无人再相信它。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东欧国家，正在选择新的方向。西欧的进步主义者，也不再象以前那样吹打张扬。在东方，人们重新抓住种族或宗教的身份认同，同时又皈依最赤裸裸的资本主义。在西方，一片平静的绝望中，庸人政治一统天下，扬扬得意，煽惑群氓。
前途渺茫？
毫无疑问，历史的高速公路在我看来不会通向任何地方，除了一些越来越平的平地。只有这里那里的一场灾难（左有切尔诺贝利，右有石油渗漏……），会时而打断这片平地之平。到处是一片嘈杂，让我们以为某地正有某某事情发生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？有时我们会感到无能为力。然而，任何个体的生命，都有展放能量的需求。为了实现自我，每个人都应从源头重新汲取力量，都应为自己发现新的灵感之源，都应在新的感官之路上披荆历险。这做起来颇为不易，因为我们一旦从历史的高速公路偏离，又将如何确定方向？
十九世纪末，某些目光机警又透彻的人，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。他们预见到西方的这条高速公路将通向何方，并且以他们的方式，为新的力量场域勾勒出草图。比如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分析，还有兰波对时间进程的调侃：“为什么它就不能回归？”。在既定的框架与已知的分类之外，别的尝试渐露端倪。“你要忠实于大地”，尼采如此劝告。他是思想家，也是诗人；他的思考，又时时被他的科学知识所支持。而兰波（他也从科学中获得滋养）断言：“如果说我有什么情致，那它就只是关乎大地和石头。”他们的言论，这种心理的地质学，就是地缘诗学的开端。我们知道这两人悲剧性的一生。浪游的知识分子，一旦离开“高速公路”，在向来被后者忽略了的那些空间里贸然前行，他就已是一个地缘诗学家，而他开辟道路的历程将十分艰难。他背负着遗传的包袱，而社会总是想以这样那样的手段，让他沉默不语，因为他正开拓着的新天地，令人深感不安。过后，人们自然会凭吊这些被诅咒的诗人、被误解的思想家，对他们悲惨的命运深表悲悯，同时却对他们的诗和思想继续保持坦然的无知。人们应该做的事情其实相反：分析他们的错误——倘使他们的确犯了错误，看出他们要走到哪里，并且沿着同一条路走下去。
（译者：李金佳；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汉语系硕二职业方向各位同学）
